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大厅里摆放着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它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就义的绞刑架,1950年,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建时,主要负责人就心心念念一定要找回它,找到后被编为0001号。
李大钊在青年时代目睹了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1913—1916年间,李大钊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留学,开始阅读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说。
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日本传播较早,1904—1905年《共产党宣言》日译本开始出版。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教授河上肇已经将马克思的《资本论》翻译成日文,这使李大钊能够接触到马克思原著、学习马克思主义。
俄国二月革命桥大则发生后,李大钊写了敏棚《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仿陆面包与和平运动》《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俄国大革命之影响》《大战中欧洲各国之政变》等文章,在介绍俄国革命的同时,称俄国革命是“和平之曙光”,代表“国外政治之潮流”。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开始深刻认识它的价值和意义。
1919年元旦,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号上发表《新纪元》指出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我们在这黑暗的时期,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
从1919年初开始,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认识逐渐加深。他在当年2月发表的《战后之妇人问题》虽然谈的是妇女问题,但是已经明确表达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思想,他认为:“妇人问题彻底解决的办法,一方面是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表达了李大钊运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推翻剥削制度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在深入学习之后,李大钊开始在中国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救星”,并成为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