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远古时期，先民们对自身状况及周围的世界都无法理解，尤其对雷鸣电闪等自然现象充满恐惧与好奇，故创造了神的形象，企图用神的力量与自然力量相抗衡，于是神话与神画诞生了。 人对自身的关注及对神的拟人化，是中国人物画产生的源头。直到汉代，中国人物画才开始脱离神的羁绊，并渐渐走实用的路程，人物画进入到了画像的阶段。“成形莫善于画”，人物画的“成教化，助人伦”功用，被广泛地接受，“画图汉烈士，或不在画上者，子孙耻之”，“胡粉涂壁，紫青界之，画古烈士，重行书赞”，现存于汉代墓室中壁画不仅证实了汉代人物方面的成就，也表明了汉代人物画所涉猎到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层面。 魏晋六朝时期人物画注重对人性情和神情的表现，由此奠定了中国人物画的审美基调，并成了千古不移的准则。人们对形而上的神的关注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形。“以形写神”、“传神”，成了中国人物画的传统。这一时期现谈凳存的作品主要有顾恺之《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还有《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模印砖画，以及各石窟壁画。这一时期提出的“形神”、“气韵”等绘画审美概念也是该阶级人物画成就的概括。 唐代经济高度发达，绘画也得到了超越性的发展，尤其是人物画，形成了一种鲜明的时代风格，画技也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高度。比如阎立本的《职贡图》、《步辇图》，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周昉的《簪花仕女图》、《调琴品茗图》等笔下的贵族人物，丰姿绰约，肌理细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尚。而被称作画圣的吴道子，“笔才一二，象已应焉”，“或从臂起，或从足先”，“守其神，专其一”，以至后人在谈论他时多加以渲染和神话，其实是对唐代人物画新的美学原则的确认。 由于宋徽宗对绘画的喜好，以及宋代画院制度的建立与兴盛，宋代绘画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人物画方面，画院画师为服务于政治的需要而创作了大量的人物画，而民间人物樱没画以身边熟悉的人和事作为描绘的对象，生动记录了宋代社会生活中的平民生活。这种平民化的风俗人物画，突破了以往以帝王、圣贤、贵妃为主的人物画局限，摆脱了“鉴戒贤愚”的人物画传统。如表现田家婴戏、村童闹学、山樵村牧，耕织货郎、七夕夜市等题材的作品，被后世固化为中国人物画表现太平盛世的永恒题材。 宋代重要的人物画家有张择端、梁楷、苏汉臣、李唐、李公麟、陈居中等。大量的石窟、墓室壁及模印砖画也是宋代人物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元代以后，由于社会审美潮流的影响，人物画与山水、花鸟相比，已退至末席，绘画上出现了“疏于人事”的状况，人物往往成了山水画中的点缀或符号。尽管如此，但赵孟俯、刘贯道、张渥等人精于造型，刻画严谨，显示了深厚的功力。而王绎《写像秘诀》的出现，使人物画技法第一次得到了系统的总结。 明代人物画仍不占主要地位，但许多山水画却又是以表达人的境界而构思立意的，如踏雪寻梅、松风高士等。明四家含颂旅的成就在山水，但同时亦擅长人物，尤其是唐寅、仇英，在人物画方面可以说是成就卓著。明中期的戴进、吴伟、张路，明后期的丁云鹏、陈洪绶、崔子忠在 人物画方面皆能自出新意，极具声名，为时人所重。 晚清以前，清代人物画与山水花鸟相比仍呈现出颓势，但晚清海派人物画的加入，可以说是人物画历史上出现的一次可喜的反弹。其中改琦、费丹旭的仕女，胡锡圭的戏曲人物，钱慧安、吴友如、倪田等，皆得人物传神之要领，为读者所重，而任颐、任薰、任熊、任预等所画人物，题材多样，构图极具巧趣，设色大胆，不流于甜俗，将中国人物画推向新的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