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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赵萝蕤先生的认识始于1960年初秋。
那一年的新学期开始，北大西语系主任冯至根据中宣部加强外国文学教学的指示，对西方文学教研室进行调整扩充，为此我和英、德、法专业的个别同学提前一年毕业，留在教研室当助教。那时外国文学教研室的中心工作除教学外，是编写《欧洲文学史》，分别由杨周翰、吴达元和赵萝蕤三位教授担任主编，冯至则受中宣部委托同时主管《欧洲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这两项编写工作。赵萝蕤先生当年不到五十，她在不惑之年就已是二级教授（当时的正教授分三级），这个级别的女教授当时全国只有两名（另一名是山东大学的冯沅君，冯友兰的妹妹）。因为是初创阶段，教研室务虚会很多。我发现，在教授行列中，那位面貌端正、仪态雍容、举止优雅的唯一的女性，总是旦银静静地听着，很少说话。我对她一无所知，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于是一次会后就主动向她自我介绍，以便慢慢认识她。没想到，她第一句话就是：“我一看你就是个浙江人！”口气中带点赞扬的味道。我趁势说：“看来您也是浙江人啰？”“当然嘛，不然我怎么会一猜就中呢！”我的心情轻松起来。在知道了她是湖州人以后，我说：“那就是说，‘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她抛出“哈哈哈哈……”一串笑声，说：“原来我们‘同饮一江水’啊！”于是我们俨然成了“同乡”。赵先生很为浙江自豪，说：“国内外就我到过的地方而言，浙江是最美的，而富春江则是浙江最美的身段。”“看来，你爱人也是浙江人吧？”她说：“你猜对了！”我很快知道，他爱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诗人和考古学家陈梦家先生。
我原本只想寒暄一下，没想到第一次接触就谈得那么投机，那么愉快。听说她年轻时曾是燕京大学有名的才女、校花，但一点也看不出一般漂亮女人常见的骄矜。那年她48岁，正好大我一倍。我们的忘年交就这样开始了。那时她在学校的宿舍是未名湖畔一字排开的德、才、均、备四座教师楼中的均斋（后迁备斋），我住德斋，相距很近。她希望我有空就去聊聊，我也高兴那样做。因为作为师辈，无论学问，还是生活阅历，她都比我丰富得多，这是多么好的学习机会！此外，我们还有两个共同业余爱好：诗歌和音乐。而这两方面她也是我的理想的师长。我经常写一些不像样的诗请她指教，每次她都和我一起推敲修改。赵先生年轻时就是诗人，而今则是英美诗歌的研究专家，不但善于翻译，也喜欢朗诵。在彼此感兴趣的话题谈完的时候，她就朗诵英文诗歌给我听。她那么讲究诗的音步、音调和音韵，即使你听不懂内容，也感觉得到那种音乐的美。通过她的朗诵，进一步激发了我阅读英美诗歌的欲望，尤其是拜伦、雪莱、朗弗罗、惠特曼等等。自然，她也经常让我用德文朗诵她熟悉的那些德国名诗，比如歌德的《野玫瑰》，海涅的《罗蕤莱》和《菩提树》等，都是她指名的。正好这些诗都被谱上了名曲，便一一唱给她听。唱《菩提树》时，她耐仔是跟着我摇着头一起哼的。然后她说：这些曲子久经考验，最大限度地挖掘出了诗歌中的美；但朗诵本身也是一门艺术，成功的朗诵也能增添诗歌中蕴含的美。接着，她朗诵了雪莱《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的一个片段，又让我用原文朗诵歌德的名作《普罗米修斯》。听完后，她连连说：“好听，好听——包括你的嗓音也好听！”
大家都知道赵萝蕤先生的英文诗朗诵得好，虽然当时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老教师（按年龄她还是中年，但按留过洋的知识背景她已被划入“老教师”队伍了）已不那么吃香，可西语系的青年教师还是以团支部生活扩大会的名义举办过一次晚会，专门请赵萝蕤先生讲诗朗诵。她的演讲和示范获得一片掌声。
在音乐方面我们也是谈得比较多的。但我的爱好主要是声乐，而她则侧重于器乐，尤其是西方的交响乐和钢琴曲。因她弹得一手好钢琴，所以经常谈起肖邦，认为肖邦的魅力是“忧郁与欢乐相交织”。对于德奥两大巨头，莫扎特和贝多芬，她更喜欢后者。她认为莫扎特的乐曲固然很典雅，很优美，但“多少带点孩子气”。而贝多芬的作品“既有柔美、轻快，更有雄浑、沉郁，有时如万马奔腾”。其他如勃拉姆斯、李斯特、舒曼和柴可夫斯基也在她兴趣范围内。我想，这位宁静、端庄的女性内心里，装的是浪漫主义的激情。难怪她在文学研究和翻译中多半都跟浪漫主义诗人打交道。
北大校园很大，赵先生发现我没有自行车，就说：“我借给你一辆自行车吧！这是我从英国买的昌迟汪女车，很好骑的，很轻。”我说那你自己呢？她说：“我年纪大了，不喜欢骑车。”当她知道我没有无线电收音机时，又说：“把我这台拿去用吧，一个音乐爱好者没有收音机怎么行！”我说：“那怎么行，你自己没有了！”她说：“我家里有呀！而且我本来就想买一台新的，体积更小，技术更先进。”她一开始就直呼我的名字，我仿佛听到儿时母亲喊我的声音。但母亲在我七岁时就去世了，那久久失去了的母爱，如今仿佛在这位师辈面前得到了补偿，我感到无比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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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经常谈诗论诗，却从不提及身边的大诗人陈梦家。有一天我问：陈先生近来诗写得多吗？她淡淡地说：“早就不写了！解放以来不是一直在搞考古嘛。”便不想多谈了。我赶紧把话题岔开。后来我带着疑惑向别人打听。原来陈先生1957年倒了霉，戴上了帽子；赵先生因此精神上受到了严重刺激，住过院。我的心情一下沉重起来，想：原来她心里装的不只是浪漫主义激情，更有不堪流露的隐痛。
有一次我说起：“我很想见见陈先生。”她说：“好啊，我本来就想请你去我家坐坐，请你吃我们浙江人爱吃的霉干菜煮红烧肉。”她告诉了我钱粮胡同19号的地址。
钱粮胡同19号不是四合院，却是名副其实的深宅大院：进门后一位中年保姆领我穿过一条长长的甬道，往左拐几步则是横向长方形天井，再往右走十几步才进入大门，进屋后也很深（这是很少见的旧式住宅结构）。只见一个五十来岁的男子，侧身坐在一张四方桌旁的条凳上，左腿勾起，光脚板搁在凳子上：他在抠脚丫子。见我进去，他把脸转向我，只见他眼睛大大，两腮塌陷，直咧着嘴笑。我心想：莫非这就是陈梦家？怪不得有“不修边幅”之说。我说了声“陈先生好”，他只是点了点头，仍不停止他那个不雅的动作，直到赵先生过来向他介绍，他才开始跟我寒暄。赵先生领我大致看了看他们的整个住宅，除了“深”和“大”，还应加上“古”：古旧的梁柱，古式的家具，古雅的字画。可惜当时太缺乏文物意识，没有向陈先生请教一下这座房子和其中的陈列品的年代与故事。后来知道陈先生也是明代文物专家，收藏了大量贵重的明代家具，想必我那时所见的就是他的收藏的一部分吧。吃饭时，赵先生兑现了她的霉干菜炖红烧肉，说这道菜是她特地让阿姨为我烧的，务必多吃。陈先生非常随和、亲切，是典型的“性情中人”。但他对什么话题都轻轻一笑，表情淡然。我看出，他的心是悲凉的，而我这个陌生的年轻人显然不可能使它得到抚慰。幸好他问到一些无关紧要的有关我的家乡衢州的逸事，才使我们有了较多的话题。
后来至少还去了一趟钱粮胡同19号。但再后来就无缘了：它被公家征用，赵先生则搬到更近市中心的美术馆后街22号，和她父母与弟弟住在一起了。那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大型四合院，宽大的院子，花木扶疏，还有一座很气派的朝南的院门和照壁。她父母住在东屋，第一次去时，赵先生先领我拜访她的父母。他父亲即享誉海内外的神学教授赵紫宸，原燕京大学神学系主任；文学造诣也很深，曾任东南大学教务长和文学院院长。那时他已八十开外，高高的个儿，一头梳理得很整齐的银发，留着花白的髭须，正坐在案头整理什么文稿。见到我时，他转过身来，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示意让我到客厅就座。接着她母亲近前与我寒暄。这是个显然年轻时很俊秀的老人，和蔼、亲切，而且依然耳聪目明。
正屋由她弟弟赵景心夫妇居住，萝蕤先生则住在西屋。这次去时，我已经从北大调到今天的社科院外文所，宿舍就在单位内，自行车就没有多大必要了，因而就顺便还给了赵先生。她说：“自行车你不那么需要了，还给我，我就收下，正好有一个亲戚也想用。但那台收音机你就不必还我了，因为我不想去北大住了，而家里已有一台新的。不过你那台旧的也不要轻易报废，它的木质音箱共鸣效果很好。”我也久久舍不得放弃，一直使用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有了组合音响为止。
”文革”前还去过一趟美术馆后街22号，她的老母仍笑盈盈地把我引进赵先生的住处。那间仅十一二平米的房间既是她的卧室，又是会客室。一条彩色而素雅的床罩覆盖着那张单人床，床头右侧摆着一张五屉柜，她的宝贝新式收音机则放在枕后的床台上。剩下的有限空间真的成了主客间“促膝谈心”之所。门厅里放了几个书架和一架钢琴，她不喜欢在那里接待客人，可能她觉得在卧室里更温馨吧。这也是她长期在学校单身宿舍居住养成的习惯。这段时间我们谈得较多的是当时广受欢迎的几位歌唱家：李光羲、周小燕、刘淑芳、俞淑珍、张权、楼干贵、李双江、胡松华、马玉涛等。我们都为李光羲几年内顺利拿下《欧根·奥涅金》和《货郎与小姐》等世界名歌剧而称赞，也为楼干贵和张权1957年的遭遇而惋惜。我们还谈到了吕远创作歌曲的个性特色，谈到了吕文科独唱艺术的独特魅力。这类话题我们都谈得很投合。适逢她的诗歌译作《哈依瓦撒之歌》（朗弗罗）新版问世，她签名送了我一本。她的工整、漂亮的钢笔字就像她的人那样端端正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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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我就去江西“四清”了，一年后回来时“文革”已爆发。在一片“造反”声中我很担心赵先生的处境。经打听，还好，学生们没有找这位与世无争的老师的麻烦。但等我“大串联”几个月回来后，还是传来了令我大惊失色的消息：赵先生的终身伴侣陈梦家因不堪迫害，愤然辞世了！这对赵先生的精神打击可想而知：她的旧病复发了，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我很想去看她，但又不敢。我想，医院里的她肯定变成另一个赵萝蕤了，它会毁掉我心目中那个温柔敦厚的形象！几年后等我从“五七干校”回来，听说赵先生已基本康复，赶紧又去美术馆后街22号看望她。但这座四合院已经变得不太完整了：正门已不属于它，之间被一垛墙壁拦断；在对着中医研究院那面西墙开了个入口，门临大街；她原来住的西屋已被不相识的人占住。只见赵紫宸老先生在被缩小了的院子里认真地绕步行走，据说每天要坚持走六七十圈，作为抗老的锻炼。她的母亲依然满面笑容把我引进屋里。赵先生不得不住在弟弟的家里。弟弟赵景心当时是北京外贸学院的教师，以好客闻名，所以碗橱里摆满了一套套很像样的杯盘碗盏。赵先生留我吃晚饭，又让保姆做了霉干菜红烧肉，显然她自己也很爱吃这道菜。她晚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尤其是最后五分钟的国际新闻，一天都不肯错过，并抱怨五分钟太短了：“这么大的世界，每天有多少新闻啊！五分钟怎么够呢？”她说她现在主要是听听音乐，书看得很少。音乐仍是我们交谈的话题之一。但她不谈“文革”中的遭遇，也不提梦家的名字，我也装作一无所知。我发现她左边的嘴角有时会微微抽动一下，说话还是容易兴奋，她自己有时也意识到了，当场打开药瓶服了药。
她的母亲见到我总是热情寒暄，询问家常。后来赵先生向我透露一个秘密：“你知道吗，我妈妈可喜欢你了，说：‘要是我还有一个小女儿，我一定要把她嫁给他！’”我很感动地说：“老人家的这句话让我既温馨，又遗憾，会让我做很多既温馨又遗憾的梦。”后来老人家以91岁的高龄去世，赵先生特地写信通知我，并着重嘱告：“出殡那天你一定要和我们一起把她送到八宝山呀，她可真的说过那句话的啊！”于是我欣然作为他们家虚拟的成员，一起向老人家作最后告别。老人一生养育的三男一女个个才华出众，而又不事张扬，足见她家教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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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后，赵萝蕤先生简直判若两人：她健谈了！每次见到情绪都很高昂，侃侃而谈。许多她过去从未说过的话，现在也敢说了。显然，她压抑得太久了！从此，我们谈论文学时，不再仅仅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范围内打转，我们谈得更多的是现代主义！那时我正在研究现代主义代表性小说家卡夫卡，她非常感兴趣，问这问那，并一再嘱我如写了或译了什么，一定要告诉她，给她看。这时我才知道，她年轻时的博士论文就是写美国现代主义作家亨利·詹姆斯——意识流理论创始人威廉·詹姆斯的弟弟；她上世纪30年代翻译的T·S·艾略特的代表作《荒原》，更是我国现代主义诗歌翻译的经典之作。
有一天，她突然给我寄来一封信，说要选个日期请我和夫人孩子一起“馆子子”，结果我们在宽街的一家当时堪称是“高级饭馆”里相聚。看到我的家小，她很是开心，笑声朗朗。她特别喜欢我们的女孩。这时我心里不禁产生一种遗憾：赵先生没有孩子！一个孤寡老人，怎么能不寂寞？于是我干脆把心里话说出来：赵先生那么喜欢孩子，就领一个婴儿养养吧；俗话说：有奶便是娘，长大了一样亲。她听了马上说：“那算我的儿子还是孙子呀——哈哈哈哈！”停了一会儿又说，“这年头，想养也养不起啰：过去我每月拿280元工资（这是解放后资深教授的薪酬），总觉得怎么花也花不完。可现在呢，还是这么多钱，很快就花完了，老觉得捉襟见肘！”
“文革”后好多年，占住她西屋的那户人家终于搬走了。赵先生又搬回了老地方，并按原样恢复了。过了几年，赵景心先生让姐姐拿出两万块钱，请人把房子装修了一下，终于有了点现代气息。从此门厅也变成客厅了。就是在这里，我见到了赵先生在美国的低班老同学巫宁坤教授。巫教授是解放初赵先生担任燕大系主任期间把他从美国请回来的，不料院系调整时被调到了天津，到1957年也戴上了帽子，为此赵先生内疚不已，还痛哭过。
不久，她在美国的弟弟赵景德携家眷回国探亲，她特地把弟弟介绍给我：只见他穿着一件束腰的咖啡色皮夹克，右手夹着一摞书，至少一米八五的魁梧身材，显得格外健康、精神，声音洪亮。但没有说上几句就匆匆走了。赵先生说：弟弟是当前美国航天技术四大专家之一，所以很忙。她又拿出一部厚厚的新版英文字典，说这是刚随父亲回国探亲的侄子送的。但她很过意不去，说他还没有就业啊，必定是拿自己的零花钱买的。我说：这您就不必心庝了，他父亲总还宽裕的吧。她马上说：“哦，你错了！美国人对子女是非常严格的，对成年孩子是不随便给钱的，像两家人一样！”
赵先生与徐志摩夫人陆小曼也有来往，但她不同意陆小曼对徐志摩的评价：“陆小曼说在中国，诗写得最好的是徐志摩。这个评价我认为不够客观，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会赞同。徐志摩是个被写进文学史的人物，评价应该冷静、科学，不能让感情淹没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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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80年代后期了吧，她征求我意见：“现在一家出版社约我翻译惠特曼，但我很犯难，因为李光鉴（我的同事）已经在译了。”我说：“文学翻译不怕重译。您和李各有各的优势，值得译。”后来出乎意料：她竟然一口气把惠特曼全集译完了，而且广受好评，这成为她翻译事业的又一座丰碑。
又过了些时候，已经是90年代初了，我劝她说：“现在我国学术界对外交流很频繁，赵先生美国回来那么多年了，您应该去美国或英国看看呀！”她说：“咳，我这人向来喜欢平静，何况我现在已经老了！”约过了一二年，她来信说：“果然去了一趟美国，感想良多。”我立即去看她。一进门（这次她也是在门厅里接待我的），她拿出一张英文报纸说：“你看，像我这样普通的学者去美国，他们竟然在《纽约时报》的头版报道我，而且用了那么大的篇幅！”我一看，真的占了右边的整个半版。我说：“这才叫‘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呀！我还听叶君健讲过：他去瑞典访问，瑞典的报纸也在头版头条用大量篇幅、照片报道他。”她说：“可在我头脑里，只有国家总统或政府首脑才有资格享有这样的新闻待遇呀。”我说：“可见久而久之我们自己也异化了，我们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她“哈哈哈哈……”一阵大笑。
她急于想告诉我的另一条重要新闻是：“时代真的进步了。”她说，“我从美国回来时最大的担心是要经过日本和香港转两趟飞机。弟弟一再强调：‘姐姐，你放心走吧，转机的一切手续我都给你办好了。’可我心里总是不踏实。想不到在日本刚走出飞机，真的有一张轮椅等在门口，问：‘您是赵太太吗？’但我仍担心到香港会怎么样，结果仍然是这句亲切的问话。我又担心到北京恐怕做不到这一步，结果，依然是：‘您是赵太太吗？’呵呵，时代进步得真快啊！”
想不到这一次欢聚，成了我和赵萝蕤先生的最后一面。此后一连几年，我都没能抽时间去看她，到1998年的一天，突然传来噩耗！那时偏偏我在上海出差，等我赶回北京，她的后事已办完了，留下了永久的内疚和遗憾。但她的音容笑貌，会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