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龙，孝公之臣，甘姓，龙名也。是《商君书》、《史记》、《战国策》均有记载的变法反对派，是秦野余培国的颂唯世族名臣。 相关史料 《史记·秦本纪第五》：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为左庶长。其事在商君语中。 《商君书·更法》：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史记·商君列传第八》：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於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见於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彊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甘氏出春秋时甘昭公王子带後。“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学者溺於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人物分析 甘龙先上大夫而后太师，是实际上的世族领袖与复辟势力的轴心人物，是整个变法新锐势力的最大政敌。 政治分析 把握甘龙的第一要义，在于区别甘龙与世族集团的不同政治特质。把握了这一特质，就把握了甘龙的政治个性。而甘龙的政治个性，恰恰是甘龙这个政治人物成为艺术形象“这一个”的根基。 甘龙的政治根基与政治主张，与整个世族集团形成有重大差别。 政治根基。甘龙曾在秦献公时期主持推行新政并长期领国，有功业根基，是秦国功臣，所以对秦国贫弱有清醒的认识。而世族集团，则以承袭祖荫为根基，以维护祖制传统为根基，对秦国贫弱有实质上的疏离感。这种根基差别，形成了甘龙在政治主张、政治策略两方面与世族集团的重大差别。 政治主张。甘龙前期主张有限变法，后期主张有度复辟。具体说，甘龙的政治主张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认识基础，承认秦国不推行新政不走向强大，便会走向灭亡的残酷现实；第二层面是治国主张，以恢复穆公霸业为目标，与秦孝公求贤令的初期目标相同，而不是推倒重来的彻底变法；第三层面，支持变法的底线，是不触动穆公祖制。 政治根基与毁游政治主张，决定政治个性的本质。 甘龙的政治本质，是怀旧保守派，与一味倒退的复辟派有别。 基于此等根基、主张与本质，甘龙的政治策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商鞅入秦之前)，甘龙支持秦孝公谋求强国的种种举措，此为支持新政期；第二时期(商鞅变法之初)，甘龙以多种方式试探观察商鞅变法，并对世族集团宣布了自己的底线，此为试探观察期；第三时期(商鞅全面变法与甘龙虚位)，甘龙蛰伏不动静观待变，偶有阴谋秘密实施并与氏族集团保持特殊的联络方式，此为蛰伏阴谋期；第四时期(孝公死后)，甘龙果断跳出，主导恢复穆公祖制。 个性分析 甘龙的个性把握，关键在两方面。 其一，是从甘龙与变法派以及世族集团的关系中，把握其矛盾性：既支持强秦，又反对变法；既反对世族无限度倒退复辟，又要将世族集团变为恢复穆公祖制的政治力量。从政治本质而言，甘龙是独立的政治派别，无论是变法势力还是世族势力，都是甘龙力图利用的棋子。 其二，是从甘龙的政治才能与精神性格，表现甘龙的顽韧机变。甘龙的政治才能，集中体现为政治洞察力与策略应变力。切忌将甘龙简单化为不学无术的阴谋家。甘龙的秉性精神，言行表现为阴沉，精神表现为顽韧。所谓顽韧，便是巨大的精神忍耐力。甘龙之忍耐与嬴虔之忍耐不同，甘龙是清醒冷静的自觉忍耐，嬴虔是心怀冲突的痛苦忍耐。 结局分析 孝公死后，嬴驷即位，老甘龙那些老氏族想联合向新君请命，恢复旧制，但是新君顺应民意，把老氏族们全部缉拿，总共一千多人，全部斩首，为商鞅平反，最终老甘龙连同一千多老氏族在观刑的民众中的唾骂声中被斩首。可见“国人皆曰可杀”这句古语的震慑力。 人物评价 甘龙是一片与耕地相连的复杂多变的泥沼。 甘龙是古典政治中罕见的清醒的保守派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