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雏军从注册成立顺德格林柯尔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瞄准了科龙。他先是利用从科龙电器划拨的1.87亿元资金，采取反复对倒、反复划账渗告的方式注册顺德格林柯尔，并使其从表面上符合《公司法》的相关出资规定。打造好了顺德格林科尔这一购并平台后，科龙电器的梦魇也开始了。2002年在江西南昌，没有任何实力进行投产的格林柯尔通过信口开河的承诺诈骗国有土地，并骗取了本应由科龙电器全资子公司江西科龙获取的优惠土地使用权相关利益。2003年开始，顾雏军私自以广东科龙电器名义在广发银行开设秘密账户，并先后违法划转资金高达3.55亿元。2005年没有实际履约能力的深圳格林柯尔通过关联交易从科龙电器中吸取17560.912万元的销售款，同时强买强卖，以其他公司的名义强行出售制冷剂给科龙电器，诈骗货款4080万元。为了掩盖罪行，防止东窗事发，顾雏军开始利用编制虚假银行收付款凭证、银行存款账簿记录、银行对账单等低劣的码凳手段，隐瞒每笔资金的转入转出，同时伪造公司印章，虚构科龙的销售收入，并且通过少提坏账准备，少计诉讼赔偿编制虚假报表。这些行为使得近几年科龙电器的财务报告严重失实：2002、 2003、2004 年分别虚增利润1.2亿、1.14亿、1.49亿元；2003年的现金流量表少计“借款收到现金”30.255亿元，少计“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21.36亿元，多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8.897亿元。点评：科龙电器有太多的故事，情节中交织着“郎顾之争”、国有资产流失、民营企业家崛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值得信赖等诸多话题，故事的背景是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企业发展。从顾雏军当初颇具些技术含量的财务运作，到最终赤裸裸的数字造假，以及其自己迟喊旅的身陷囹圄，这条不归路看似偶然，却也有必然的成分。应该说，科龙电器事件背后企业家的理性与欲望，经济环境的开合，学者、媒体、监管者、民众在其中的角色等，都值得人们去探究、去深思。从这种角度上看，科龙故事不仅属于典型中的非典型，也属于非典型中的典型。今年八月份，格林科尔集团老总顾雏军被拘。证监会公布的顾雏军几宗罪是，“财务造假、虚假信息披露、通过关联交易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有专业人士指出，财务造假和虚假信息披露是手段，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因此，顾雏军的问题集中起来，就是“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问题。顾雏军挪用资金给作为上市公司的科龙打击太大了，以至于造成科龙因资金链紧张而一度停产。科龙涉嫌财务造假案引发的冲击波，正在持续扩大。耐人寻味的是，当前各方关注的重点，仍然不是直接责任者科龙电器，而是可能负有审计责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德勤。特别是证监会4月7日召开行政处罚听证会后，处罚结果尚未公布，部分科龙股东和律师联合维权再度热闹登场，有媒体对此发出不同声音，却被斥为 “不合时宜”。这显然不是客观公正的心态。对于正积极进行诉讼准备的律师团，此时尤需摆正自己的位置，本着对股东、也对公众负责的恰当立场，依法诉讼，依法维权。媒体对这一诉讼行为的不同评价，律师也应多听听，多想想，吸取其中的建设性批评或建议，大可不必一言不合就站出来反驳，似乎非如此不足以表达律师团为民请命的公正形象和重大使命。中国资本市场历经风雨，上市公司造假至今层出不穷，会计师事务所操守全失屡屡发生。这害苦了投资者，更毒害了市场环境，各方面都因此付出了惨重代价。今天我们修订了证券法》，提高了监管水平，强化了维权意识，对德勤这样的国际顶级会计师事务所，也可以依法追诉其涉嫌违法行为。这充分表明，我们这个市场在趋于成熟和规范，投资者的维权意识和法律工作者的责任感不断提升，对此我们必须充分肯定，全力支持。科龙事件已成为新时期的一个典型，就务必要查个水落石出，给市场各方面以明确交待。然而，依法维权的前提始终是客观公正，而非偏执极端。这既适用于处理科龙事件和德勤问责，更是普遍适用的法治精神和原则底线。但令人遗憾的是，纵观科龙事件曝光以来，公众看到、听到的，更多是一边倒的喊打之声，是要求从重从快处罚德勤的强大压力，迄今极少有人愿意站出来，从另一角度分析整个事件的是非曲直，梳理相关者的恰当责任。这种倾向不太正常。究其实质，不是律师们不懂法，而是他们太懂得如何利用公众不明就里的情绪，向管理层和执法者施压。这就不能不让人有所担心，情绪性偏执是否会使执法出现偏差？让我们看看中国证监会的做法，在相关调查的基础上，证监会依法召开行政处罚听证会，给处于审计丑闻旋涡中的德勤一个陈述、辩解的机会。这是负责任的举措，严格依法行使监管权，充分听取各方陈述，有利于确保最终处罚的公平和公正。再看看有关律师的行动。上海市黄浦区法院4月5日决定，对科龙股东起诉德勤“不予受理”，其理由是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并未出台，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月9日出台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中的前置条件。财务造假的第一责任者是科龙电器，股东们不起诉直接造假者，却只起诉为其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显然是避重就轻。退一步说，科龙股东真要找审计师麻烦，也应在监管部门行政处罚之后，而该起诉递交法院时，证监会尚未召开行政处罚听证会。律师们不知道法律诉讼必须在行政处罚之后吗？这样的常识他们当然知道，相关律师甚至亲口承认：我们明知法院不会受理。这就表明，当初早早诉讼德勤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引起更高的关注度，争取更多公众支持，打的是敢于为民请命的道义牌，说白了就是虚晃一枪，以便征集更多授权，聚集公众诉讼压力。至此不难看到，口口声声“依法维权”的诉讼律师团，是不是在有意挑动公众情绪，其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究竟是否有利于公正评价市场成败或准确判定各方责任，是否有“可能使有益的维权行动停止于运动式的煽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