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1905年发表了《我是猫》第一章。反响强烈。接着中篇小说《哥儿》、《旅宿》和短篇小说集《漾虚集》等接踵而出，夏目漱石一跃而为日本文坛的知名作家。1907年，他辞掉教职，从事专业创作，探讨爱情与遗产问题的长篇小说《虞美人草》开始连缺升载，接着又陆续发表了《三四郎》、《其后》、《门》三部曲。《门》付梓不久，赶上大逆事件冲击文化界，他的创作由批判客观现实转向披露主观世界。代表性作品有《过了春分时节》、《行人》、《心》三部曲。他一生中最后的作品是自传体小说《道草》和未完成的《明暗》。 作品 长篇小说《我是猫》确立了夏目漱石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小说采用幽默、讽刺、滑稽的手法，借助一只猫的视觉、听觉、感觉，以主人公中学教员珍野苦沙弥的日常起居为主线，穿插了邻居资本家金田企图嫁女不成、阴谋报复苦沙弥的矛盾冲突，嘲笑了明治时代知识分子空虚的精神生活，讥讽他们自命清高，却无所事事；不满现实，却无力反抗；平庸无聊，却贬斥世俗的矛盾性格，鞭挞金田等资产阶级人物及帮凶的势利、粗鄙、凶残的本性。小说构思奇巧 ，描写夸张，结构灵活，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 《哥儿》的素材，取自作家离京去外地任教的坎坷经历，叙述了一个憨厚、单纯，富于正义感的青年哥儿在一所乡村中学四处碰壁、饱受委屈的遭遇。小说语言机智幽默，描写手法夸张滑稽，人物个性鲜明突出。《旅宿》是作者浪漫主义手法的一次尝试。描写一个青年画家到大自然中寻找远离现实、超越社会的纯粹美的世界的故事。 《三四郎》写一位乡下青年小川三四郎来到东京，受到现代文明和现代女性的冲击，不知所措的窘态。《其后》继续《三四郎》爱情悲剧的主题。小说塑造了代助这个具有叛逆意识却又优柔寡断的知识分子形象，谴责了违背自然感情的所谓侠义、道德，流露出反抗世俗伦理的进步意识。《门》是三伏蔽老部曲爱情悲剧的终结。男主人公野中宗助和朋友的女友阿米相爱结合，招致社会唾弃。他们隐居在不见阳光的房子里，一方面品尝着真诚相契的甜蜜，一方面体味着负疚于人的苦涩，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窘境而不能自拔。这是一部自由真挚的爱情不为社会所容的人性悲剧，也是知识分子追求个人幸福又无法摆脱道德规范羁绊的心灵写照。 《过了春分时节》、《行人》、《心》三部曲侧重刻画知识分子多疑、厌世的心理。集中体现作者后期创作思想的是《明暗》。小说以细腻生动的心理描写津田和阿延夫妇之间的微妙关系，暴露人们自私自利、苦闷无望的心态，告诫人们去掉私心，顺应天意。 夏目漱石一生著有两部文论、大量俳句、几百首汉诗、若干随笔和书信，但在文学上的最大贡献是以他十几部长并猜篇小说和大批短篇小说竖起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丰碑，给后来的作家以深刻的启迪。芥川龙之介1892年生于东京，是大作家夏目漱石的晚年弟子，也是二十世纪初日本“新思潮派”最为重要的代表作家，他集新现实主义、新理智派和新技巧派文学特征于一身，代表了当时日本文学的最高成就。芥川亦将日本短篇小说的文学类型发展到极致，同时借鉴、吸纳了西方现代小说的结构样式，强化了日本现代小说的虚构性，打破了“私小说”单一、消极的写实性创作模式，在现代日本文学中确立了独特的创作方法和文学地位。超越历史的历史小说从小说样式上讲，芥川尤为擅长的当然是类似于江户、明治时期历史小说的特殊类型。早期名作《鼻子》刊于《新思潮》杂志，获得夏目漱石的高度赞赏。《鼻子》的创作特征是以现代小说的创作方法，将日本古典名著《今昔物语》第二十八卷中的一个故事及《宇治拾遗物语》中一段相似的故事，以简素的语言进行了再度创作。芥川的优秀作品多为短篇，包括闻名遐迩的《罗生门》。《罗生门》亦为同样类型的历史小说，原作出处也是《今昔物语》。不过，根据日本文学史论家西乡信纲的说法，《今昔物语》原本的相关描述却是非常朴素、简单的，显现为一种没有任何思想性虚饰的原色调。也就是说，《今昔物语》仅在如实描写“盗贼窃物”的人类行为，那是一种单纯的“存在性”描述，其间并无任何意义或理由，也没有任何探寻或怀疑的意愿，只是一种赤裸裸的空虚景象。因而，在那样的古典作品中人性的要素已然剥离，仿佛存在的不是人类，人类仅仅还原为一种愚蒙的“物象”。———这便是原装历史典故的本来面貌。不妨说，芥川改写历史典故的理由亦在于此。在前述文学史论家眼中，芥川必须给那样的“存在”增添人类的“认识”与“逻辑”。事实上，芥川历史小说的确具有特殊的文学意义。因为在他类似的作品中，几乎统统具有一个凝神关注的特异主题———通过生动的故事描述，探究相对抽象的观念问题。以前述名作《罗生门》为例，该作是芥川二十三岁时的重要作品，小说背景是平安时代末期世态凋敝的京都黄昏，主人公则是罗生门下避雨的仆人。仆人已遭解雇，走投无路，在无助的命运中茫然无措———或者饿死或者沦为盗贼，别无他途。他为避雨爬上门楼，却发现一个老太婆蹲在横七竖八的尸骸堆中，正在揪拔死人的头发。老太婆在做死人头发的营生，用死人的头发做成假发出卖。她的理由是，不这样自己就会饿死。她说这些死人假如还有生命，也会同样如此。仆人听了老太婆的这番话，三把两把剥下她的衣物，一脚将她踢在死人堆中，迅疾消失在漆黑的夜幕之中。这就是小说《罗生门》的基本线索。芥川的描写自然是十分生动、充满悬念的，但这里尤为重要的，却是芥川意欲在故事中探究的抽象理念或问题———仆人和身为盗贼的老妪处于同样的境况或生存理由中，是否便摆脱或脱离了现世的道德规约？芥川龙之介仅仅在作品中提出问题，并未给出标准答案。在他眼中，那不是文学的任务。《罗生门》发表之初，其实并未引起太大反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它的评价才越来越高。同样，《地狱图》也是芥川十分重要的历史小说代表作。小说主人公是技艺超群、遭人嫉羡的画家良秀。在权倾一时的堀川大公命令下，良秀全神贯注地绘制那幅“地狱图”画作。然而年轻女人焚死槟榔毛车的中心画面，画家却苦于无从构想。小说同时写到大公老爷倾心于良秀之女，极欲占有却终究不能得逞，于是大公老爷居心叵测地答应良秀，给他一个女人焚烧毛车。于是，在当日山庄的槟榔毛车上，锁链捆绑的正是身着华装的良秀之女。面对烈火之中痛苦痉挛的爱女，令人惊异的是在凝视惨剧的良秀眼前，竟仿佛浮现出“恍惚中的法悦光辉”。相反堀川大公却在痛苦地剧烈喘息。良秀如愿以偿地完成了名画之后悬梁自尽。小说的描写也是惊心动魄、环环相扣的。说到底，芥川龙之介是在通过这种极端化的人间悲剧，描写权力与艺术的对垒。为此，《地狱图》也被称作芥川“艺术至上主义”的一个宣言。而在读者眼中，十分重要的仍是作品之中蕴涵的、作者一以贯之的观念性或艺术性探究———画家良秀宁愿亲女焚死的艺术至上主义，是否显得过于无情或残酷？或者，“艺术至上主义”的基础与理由究竟是什么？从日本走向世界最前端作为小说家，芥川龙之介尤为重要的创作生涯前后不过十多年时间（1916—1927）。但“芥川文学”的影响力却强韧而广泛。从创作倾向上看，芥川厌弃自然主义文学的忠实告白。为此他的文学起步，题材上选择了无关乎“自我”生活的往昔世界。前述《鼻子》、《罗生门》、《地狱图》等，加之《枯野抄》、《孤独地狱》、《忠义》、《基督徒之死》和《戏作三昧》等，几乎统统都是具有类似特征的历史小说。比较而言，芥川历史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还在于，森鸥外的历史小说是尊重历史事实的，芥川龙之介却以自身近代式的理性精神自由随意地解释历史，或披着历史的外衣描写现实性主题。因此有观点认为，芥川龙之介的历史小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小说，而是卢卡契所谓的“历史现代化”或“历史的假托”。毫无疑问，芥川龙之介的文学观念或文学气度也曾受到文学巨匠森鸥外和夏目漱石的影响，他的现实生活同样异常纯粹，一切围绕着文学。他也十分了解日本、中国和西洋的文化艺术，对日本的文学、艺术包括和歌、俳句、现代诗歌、古代美术和戏剧等，均有深入的了解和造诣。因而，芥川又被称作日本最后一位富于东方文人色彩的文学大家。这些评价，多为传统性的普遍说法。最后，一种另类批评或许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在当代日本著名文论家柄谷行人《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作中，也曾提及举足轻重的“芥川文学”。他说有趣的是，某种反“文学”志向（“私小说”）促成了日本“纯文学”的形成。但日本“私小说”作家对于“透视法式装置”或超越论式意义，并无充分清醒的自觉也没有那般自觉的必要，相反对此具有明确自觉意识的却惟有晚年开始厌恶结构式写作的芥川龙之介。柄谷认为十分重要的，并非芥川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文学动向的敏感，也不在其有意识地创作此类作品（“私小说”）。重要的是，芥川把西欧的动向与日本“私小说式的作品”结合在一起，芥川使“私小说式的作品”作为走向世界最前端的形式具有了意义。这样的评价的确非常有趣而独特。柄谷又说，“私小说”作家其实无法理解（芥川的）这种视角，（唯美派作家）谷崎润一郎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私小说”作家的观念中，他们以为是在自然而然地描写“自我”，与西欧作家的所为一致。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柄谷说，芥川龙之介看到的并非“自白”与“虚构”那样的问题，而是“私小说”具有的“装置形态”问题，芥川龙之介的观察基点是无中心的、片段的和诸多关系的视点。柄谷行人的这些评价似乎有点不好理解，但却同样证明了“芥川文学”对于日本现代文学的重要意义。1927年7月24日，芥川龙之介在自家寓所服安眠药自杀，死时年仅35岁。一般认为，“芥川自杀”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样态或状况密切相关，在当时无产阶级文学迅速兴起的文坛状况下，追求“艺术至上”的芥川龙之介感到了强烈的时代骚动与不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则是“恍惚的不安”）。其过分敏感的神经亦令之怀疑自己小说的艺术价值。他发现自己的文友菊池宽和久米正雄开始逃向了通俗小说的领地，而过分清高的芥川却苦于无法效仿。他曾表述了自己心中的苦闷状况———“我所期望的是，不论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不应失去精神的自由”。当然“芥川自杀”也有健康和生活方面的原因。但是无论怎样讲，“芥川之死”对于当时的日本社会和文坛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日本文坛称之为“第二个北村透谷”，更将“芥川之死”看作重大的历史性事件———现代日本文学史的起始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