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学是一门内涵丰富的综合性学科，包括天文、地质、地理、生物学、人类学等学科的部分内容，它还不能等同于“自然史”（natural history），自然史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科学史上，博物学传统是与数理传统同样重要的两大研究范式。 博物学属于20世纪之前，那时大博物学家有布丰（1707～1788）、林奈（1707～1778）、居维叶（1769～1832）、拉马克（1744～1829）、赖尔（1797～1875）、达尔文（1809～1882）、华莱士（1823～1913）、法布尔（1823～1915）等，生物分类学、地质学、比较解剖学、进化生物学、生态学和动物行为学等能有今日的进展都与他们的“博物”分不开，他们的杰出工作彻底改变了人们的自然观乃至世界观。到了20世纪，当然也有不少出色的博物学家，如劳伦兹（1903～1989）、迈尔（1904～）、威尔逊（1929～）、古尔德（1941～）等等，但这时博物学的地位则一落千丈，原因是学科分化了、向纵深发展了。 20世纪50年代前，博物学几乎是数理学科以外各学科的全部，但到20世纪末，博物学最多只是生物学或者地学的一个不起眼的分支。分子生物学家在分子水平上整合了生物学，通过操作DNA发展了一系列生物技术，对此博物学派只能靠边站。聪明的博物学家都通过走结合的道路获得暂时的生存。 学术研究如此，各级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也如此。 但是，与正型搭此同时，人类社会面临的环境、生态、资源问题日益突出。保护地球、保护人类的家园成了时代最强音，而这些更需要整体的而非局部的、宏观的而非更深层次的理论阐述甚至激情。保护地球、保持生物多样性、爱护环境，一言以蔽之，热爱大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凭的是什么？是连高粱与玉米不分、沉积岩与火成岩不分、驴与马不分的书斋学识吗？ 当代教育已渐渐沦为生产的工具，沦为使人成为人上人的手段。 那么恢复博物学、复兴博物学，便是一种选择，是教育界可以做的一项相对简单的工作。 从教育的角度出发，在高校开设“博物学导论”全校公共选修课，目的不在于培养什么博物学家，只在于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使他们一般地了解租好大自然，热爱与理解生命及其多样性，从而在他们年轻时就给他们注入一种现代的科学与人文精神，其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这样的课程教什么内容？我以为至少应包括：少量天文知识，大量地学知识，适量生物分类学和进化论（或自然史）知识，野外生存与考察的基本技巧，适量生态学或保护生物学知识等等，重要的是用当代最新的非线性科学观、可持续发展原则和举拿人文主义思想把所有这些知识贯穿起来。在这样的课程中也要介绍类似《沙乡年鉴》、《瓦尔登湖》中的学术思想和人生哲学。博物学的人生崇尚简朴、自然，反对奢华、贪婪，在此时的世界，显然有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