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管仲
管仲是春秋时期的先秦诸子之一，是当时叱咤风云、相齐独霸天下的显要人物。
管仲经鲍叔牙推荐，相齐辅佐桓公唤孙，为齐国独霸天下，立下了首功。“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但管仲具有不修小节而胸环大志，以功名显扬天下为荣、为重的人生理想。正如管仲谈鲍叔对他的认识：“知我不修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管仲不仅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对待别人也不是计较小节，而重志向。齐桓公自称“不幸而好田”，“不幸而好酒”，“不幸而好色”。当他问管仲“寡人有邪三，其犹尚可以为国乎”时，管仲向他分析这些毛病：“恶，租燃则恶矣，然非其危者也，人君唯犹与不敏为不可，犹则之众，不敏不及事。”在这里，管仲要求人要急国家之大功大利，而不要拘泥于个人的小辱小耻。这种功名观是从富国强兵、争霸天下的根本目的和实际利益出发的。面对春秋时期群雄逐鹿的乱世局面，管仲的功名观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客观依据。但也还是管仲的这一观点，却在后人的视界中引发出矛盾性评价。
第二位、商鞅
肯定商鞅的人，比如王安石认为：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这是在肯定商鞅的治国方略。”而资治通鉴中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和型链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虽说商鞅刻薄，所谓“乱世用重典”本也无可厚非，反而说明商鞅之诚信品质。
商鞅的改革是战国最彻底的改革，秦国完成了社会性质的转变，奠定了未来秦统一的基础，这和商鞅个人的能力息息相关，商鞅变法成功根本是因为秦国有最适合变法的政治土壤。历史课本没有骗大家，这才是标准的唯物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