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里夫人居里夫人即玛丽居里（Marie Curie），是一位原籍为波兰的法国科学家。她与她的丈夫皮埃尔居里(Pierre Curie)都是放射性的早期研究者，他们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钋(Po)和镭(Ra)，并因此与法国物理学家亨利慧竖。贝克勒尔(Henry Becquerel)分享了19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居里夫人继续研究了镭在在化学和医学上的应用，并且因分离出纯的金属镭而又获得1911年诺贝尔化学奖。居里夫人在婚前姓名为曼娅。斯卡洛多斯卡（波兰文为Manya Sklodowska），于1867年11月7日出生于波兰华沙市，当时波兰正在俄国统治之下。曼娅的父母都是教师，在她出生（她是他们的的第五个孩子）后不久他们就失去了教师职位。为了糊口，他们包下了一些学生的伙食。为此，年轻的曼娅也要协助做饭，每天要工作很长时间。然而她仍获得了中学生的优秀奖章。中学毕业后，她当了家庭教师。1891年她到巴黎进了巴黎大学，攻读物理学和数学，毕业时成绩名列全班第一。1894年她与法为物理学家皮埃尔。居里相识，第二年他们结了婚。从1896年开始，居里夫妇共同研究起了放射性。在此之前，德国物理学家伦琴(Wilhelm Roentgen 1845-1923)发现了X-射线（他因此获得190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贝克勒尔发现了铀盐发射出类似的射线。居里夫人发现钍(Th)亦具有放射性，并且沥青铀矿的放射性比任何含量的铀和钍能够解释的要强。居里夫妇于是努力寻找，终于在锋穗1898年宣布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镭。他们最终从8吨废沥青铀矿中制得1克纯净的氯化镭，还提出了-射线（现在已知它是由电子组成的）是带负电荷的微粒的观点。1906年皮埃尔。居里不幸被马车撞死，但居里夫人前未因此而倒下，她仍然 继续研究，于1910年与德比恩（Andre Debierne,1874-1949年，于1899年从沥青铀矿中发现放射性元素锕Ac）一起分离出纯净银碧卜的金属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居里夫人用X-射线设备装备了救护车，并将其开到了前线。国际红十字会任命她为放射学救护部门的领导。在她女儿依伦(Irene Curie)和克莱因(Martha Klein)的协助下，居里夫人在镭研究所为部队医院的医生的护理员开了一门课，教他们如何使用X-射线这项新技术。20世纪20年代末期，居里夫人的健康状况开始走下坡路，长期受放射线的照射使她患上白血病，终于在1934年7月4日不治而亡。在此之前几个月，她的女儿依伦和女婿约里奥-居里(Joliot-Curie)宣布发现人工放射性（他们俩因此而荣获1935年诺贝尔化学奖）。居里夫人的大半生都是清贫的，提取镭的艰苦过程是在简陋的条件下完成的。居里夫妇拒绝为他们的任何发现申专利，为的是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利用他们的发现。他们把诺贝尔奖金和其奖金都用到了以后的研究中去了。他们地研究工作的杰出应用之一就是应用放射性治疗癌症。奥尔特曼（Sidney Altman）1939年5月7日生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Montreal）。国籍：加拿大；后加入美国国籍。教育：1967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学位。双亲：父亲开一个小杂货商店，母亲在纺织厂工作，生活艰难。配偶：安·柯勒尔（Ann Korner），1972年结婚。后裔：一子一女，子丹尼尔（Daniel），女莉娅（Leah）。经历：1967-1971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做研究工作；1971年后，一直在美国耶鲁大学任教，1980年晋升为该校教授。奥尔特曼“因为发现核糖核酸（RNA）具有催化功能”，与切赫分享1989年度诺贝尔化学奖。奥尔特曼和切赫的研究成果，引起了科学界的强烈反响，促进了80年代RNA研究的迅速进展。由于他们的发现，改变了生物学的主要信条，对了解地球上的生命起源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1989年获诺贝尔化学奖，时年50岁。■奥尔特曼很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形象动身去美国采访前，我对奥尔特曼的印象是相互矛盾的。据一位去年4月参加过英国剑桥大学TRNA国际会议的北大教师回忆，作为主要嘉宾的奥尔特曼除了作主题演讲外，其它场合下几乎一言不发，像个刚入道的实习生静静地倾听同行发表高论。而当面聆听奥尔特曼教诲的留学生则用“超级发烧友”形容他的导师，只要莫扎特的音乐声起，奥尔特曼必在无疑。他收藏了莫扎特的全部CD，遇到志同道合者更是慷慨解囊不光请吃饭，至少能聊上一个中午。真正见到奥尔特曼，我才知道他确实不是一个很容易沟通的人。在整整一个小时的采访中他甚至很少抬头，你几乎可以认为他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形象如出一辙，严谨木讷，问一答一，略微的驼背使奥尔特曼比实际年龄显得大一些。在奥尔特曼的实验室，我见到了3位中国人。“您是怎样挑选助手和留学生的呢？”“很简单，两点：看毕业学校和靠熟人推荐。”（这时他转过头问翻译王多小姐和潘海东先生；“你们二位是哪里毕业的？”“北大”、“清华”。“噢！难怪记者请你们当专业翻译，我放心了。”）奥尔特曼解释说：“我相信毕业院校能反映学生的治学态度和学术水平。”“熟人介绍的学生没让您失望过吗？”“从来没有。我有一个好朋友，在上海做博士生导师，凡是向我发出申请的中国学生我都建议先让他面试，他总是能给我提出中肯的建议。他说‘OK’，我就接收。可惜，我的这位朋友前不久辞世了。”采访结束后，我们提出与奥尔特曼合影，他指着墙上一幅水彩画说：“站在这里吧！是我儿子画的。他在纽约一家报社当编辑，与你们是同行。”端详着儿子的杰作，奥尔特曼脸上写满了父爱。我赶紧端起相机抢镜头，但他羞涩地闪到一旁：“你们不是要合影吗？”■奥尔特曼还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酷刑制度“他真的很棒，不论是学术还是为人。”封汇南是来自卫生部武汉研究所的访问学者，在奥尔特曼的实验室已呆了半年。奥尔特曼最新的研究成果是将耐药菌变为敏感菌，从而攻克病毒的抗药性；老封研究的是如何将这一成果导入体内。赴美之前，奥尔特曼亲自给老封发来E-mail，告诉他到机场后怎样打车、要多少钱，住在哪里，其实这些事完全可以让行政助手做。最让老封钦佩的是奥尔特曼的学术水平：“他的研究课题已相当尖端，但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连相关学科都如数家珍。这才是大师。”奥尔特曼沿袭了剑桥大学分子生物实验室的作法，每周在咖啡厅与同事们像谈家常一样聊着试验结果。“能从他嘴里说出OK，在学术界就算有了‘绿卡’，当然这声OK太艰难。”“你能想像吗，他居然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酷刑制度，甚至还读过《李鸿章传》。”老封分析道：“奥尔特曼主要对中国近代史感兴趣，实际上关注的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以及如何处理人际关系，这已经涉及哲学范畴。”这就是“矛盾”的奥尔特曼。记者：请您用通俗简约的语言介绍一下您的发现和它的实际用途。奥尔特曼：自从人们发现酶是一种蛋白质以来，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核酸并不具有生物催化作用，只有蛋白质才导致了生命的诞生。但我经过实验后发现核糖核酸具有像酶一样的生物催化作用，这意味着地球上最古老的生物高分子应是核糖核酸（RNA），而不是蛋白质。记者：您的发现推翻了传统理论，当时您是否感到很大压力？奥尔特曼：在70年代中期，我们证明了RNA的生物催化作用，这在当时具有争议，大部分人并不相信RNA除了转移遗传代码外还有其它功能。1983年，我们进一步证明了这一发现，迅速地在一个月之内发表了论文，因为非常需要外界认可我们的发现。压力肯定是有的。记者：您的发现现在被应用于临床治疗糖尿病和晚期艾滋病，您本人是否关心这些药的临床效果？在美国，科技成果如何转化成生产力？奥尔特曼：这恐怕有误。目前我还没有涉足治疗艾滋病，因为那需要高投入，还将涉及法律及道德范畴。但这并不意味着RNA酶在攻克艾滋病过程中不起作用，实际上我认为那是一个很好的思路。现在很多科学家与产业界关系密切。我的发现通过耶鲁大学专利机构走向市场，我和学校共同拥有研究的专利。曾经有两个公司对我的发现很感兴趣，但因专利障碍没有谈成。我个人与产业界没有直接联系。记者：资料上记载，您走上科研之路很大程度上是家庭的影响。奥尔特曼：我出生于一个欧洲移民家庭，到美国后父母一直辛勤工作谋生计，但他们一直鞭策我要成为像爱因斯坦一样有用的人。对我一生起决定作用的是两件事。一件是我6岁时，美国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弹，这使我对物理学产生了兴趣，甚至还读了一本有关原子弹的科普小册子。但这本书毕竟太深奥了。另一件事是12岁时父母为我买了一本科普读物《原子的说明》，里面简明通俗地描述了元素周期表和原子的结构，这份礼物更加深了我对原子物理学的迷恋。我的父母虽然很贫困，但他们教会了我做人。记者：我听说您酷爱莫扎特的音乐，不知您如何将科学的严谨与音乐的浪漫相结合。奥尔特曼：众所周知，许多科学家都很喜爱音乐。我很小的时候就会弹钢琴，音乐的和谐与科学研究有相通的地方，同属艺术范畴，能让人进入陶醉的境界。虽然不能举出实例，但音乐对我的研究肯定有辅助作用。记者：您十分推崇剑桥大学的分子生物实验室（MRC）的研究模式，而且MRC已出了包括您在内的8位诺贝尔奖得主。您认为MRC的成功之处在哪里？其它科研机构应向其借鉴什么？奥尔特曼：首先我更正一下，我并不是在MRC完成的全部研究。我先在哈佛读了两年博士后，做了一年研究后才到MRC。当时主持MRC的是发现DNA结构的科里克先生，我进入MRC工作就像20世纪20年代青年物理研究者能厕身丹麦波尔实验室一样荣幸。那是全球最好的实验室，我在那里做了一年研究，宽松的人际关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你可以自由地与任何世界顶尖的科学家探讨。我们每天都喝上、下午茶，大家坐在咖啡厅里平等研讨学术问题。那时我学会了何时说话，何时闭口，因为我不想让别人记住我曾说出的一些愚蠢想法。这与美国实验室中每个人都埋头工作很少说话的氛围有很大不同。在MRC时，我整整一年都没做出有价值的结果，但实验室提供的经费就要用光了。就在这一年快要结束时，我做了一次很有趣的实验，预示着可能出现惊人的成果。于是我与科里克先生商量，我很希望继续留在MRC完成实验，哪怕让我自费都行。科里克对我的研究很感兴趣，慷慨地表示：你可以留下来，不光不用你掏钱，反而会付给你工资。于是我又留了一年。后来证明我的预感是正确的，正是在这一年中我发现了RNA的生物催化作用，从而获得了诺贝尔奖。记者：我知道您从小就特别崇拜爱因斯坦，您愿意后人们也崇拜您吗？奥尔特曼：与其说爱因斯坦是一个楷模，倒不如说他是一个英雄。他不光在物理学，在许多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有一个偶像有很好的示范作用，但我不能成为这样一个典范，因为爱因斯坦比我更杰出、更聪明得多。记者：您是一位分子生物学家，用科学分析生命是您的职责。您觉得生命或意识能否完全由科学的方法来解释？奥尔特曼：我不想对宗教或政治多说什么。我相信今后人类一定能用科学原理去解释意识，虽然我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来实现这一目标。记者：您个人是否支持克隆人类。奥尔特曼：如果你指的克隆是完整复制一个人的话，那我将是非常反对的。现在有些人对克隆人感兴趣，那是因为被克隆的人对他们有用。如果我们容许克隆人，那势必世界上会产生这样一种“人”，他们的存在就是供其他人驱使和使用，这违反人的本性和道德标准，因为人和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记者：我发现包括您在内的许多科学家都经历过专业的转换。奥尔特曼：确实是这样。我认为每个人最好将他感兴趣的领域作为研究方向，对于半途换专业，要视情况而定，对此我既不提倡，也不反对。记者：您当过耶鲁大学本科院院长，主要工作是育人。《北京青年报》主要读者群也是青年，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吗？奥尔特曼：开拓视野，广泛涉猎专业以外的领域，尽量多读各专业的书籍，这样才能成为世界级的科学家。另外，我还要强调一点，青年科学工作者一定要学会质疑权威，这是从贵国已故毛泽东主席的著作中引用的。这对于一个科学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韦曼 教书比获奖更重要2001-12-12 15:03:21--------------------------------------------------------------------------------档案卡尔·韦曼（Carl Wieman）1951年3月26日出生于康瓦利斯，1973年获麻省理工大学科学学士，1977年获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1997年获芝加哥大学名誉科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Michigan大学物理系助理研究员、物理学助理教授及科罗拉多大学物理学教授。1924年印度物理学家玻色做出光粒子的理论计算。他将计算结果交给爱因斯坦看，爱因斯坦将这一理论扩展成原子理论。他预测，如果原子在极低温度下冷却会突然降到最低的温度，这时原子聚在一起，能量达到最低。整个过程与气体形成液体的过程相似，由此形成的物质被叫做冷凝物。70年后，1995年韦曼教授和另外两位物理学家成功地获得了这种状态下的物质。2001年，他们因创造了一种像激光一样极其纯净的凝聚的物质状态BEC，即玻色-爱因斯坦冷凝物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韦曼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韦曼为本报特别题词努力学习，无论做什么都要尽你所能尽力而为！卡尔·韦曼手记■博多小镇已孕育了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2001年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对外宣布，将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三位物理学家，他们是美国物理学家埃里克·康奈尔、卡尔·韦曼和德国的沃尔夫冈·凯特勒。韦曼在凌晨4点被弟弟叫醒，告诉他获奖的消息，他的弟弟是在网上看到的消息。当天韦曼在科罗拉多大学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不得不提前 15分钟开始，这样韦曼才不会错过上午11点给大学一年级新生的一堂课。韦曼对课堂上约200名学生说：“你们今天要稍稍原谅我的没精打采，因为我早上起得非常非常早。”一名学生高喊“告诉我们为什么？”但韦曼没有回答，继续讲物理学将如何帮助一个人从荒岛上逃生。韦曼教授住在距科罗拉多州府丹佛大约2小时车程的博多小镇，这里是科罗拉多大学分校所在地。博多镇已有百多年的历史，它坐落在落基山下，是著名的滑雪胜地，人口与面积不足中国的一个小县。小镇虽小，却已孕育了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除了今年的韦曼教授和康奈尔教授，还有1989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托马斯·柴克。来到博多，已是深夜，旅途的疲劳使我倒头就睡。待我醒来，已是第二天上午，走出房间，第一感受就是清爽。深秋的小镇，空气格外清新，蓝天、枫叶、远山，疲劳顿消。走在街头，不时有松鼠蹿出，伸出手来招呼一下，以为它会“抱头鼠窜”，出乎意料，它却走近我抬起前脚索食，我手头空空，倒有些不好意思了，赶紧走路。■韦曼教授从小生活在几乎与世隔绝的林场中，几个年级的学生在同一间屋子里上课采访安排在下午2点至3点，我们中午便来到了学校。大学没有围墙，所有建筑物的外墙都采用了同一种红色石砖，也许这是科罗拉多特有的。这里没有高楼大厦，多数建筑只有二三层，透着古朴与洁净。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韦曼教授工作的物理实验室，因为楼下已立了一块极庄重的祝贺牌，祝贺韦曼和康奈尔教授荣获2001年诺贝尔物理奖。二楼的走廊里贴有许多照片，得知他们获奖，实验室为他们开了庆祝Party,香槟酒喷向空中，每个人都沉浸在兴奋与快乐中，韦曼教授和康奈尔教授高兴得仰头望着喷射而出的香槟酒。“听说韦曼教授从小生活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林场里，并且教育条件非常差？”在等待韦曼教授的过程中，我们与他的秘书聊着。“是的，韦曼教授现已50岁，四五十年前，美国的有些地方仍很落后，韦曼教授当时是几个年级的学生在同一间屋子里上课。”这使我想起了现在中国的有些山区，我想，也许这也正是韦曼教授特别重视教育的原因吧。韦曼一直很重视美国大学的科学教育，自1984年起，17年来他除搞研究外，一直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多分校）教授物理学课程，他认为那是他的职责，以后也还会继续教下去，他希望获奖将使自己有机会推动大学的科学教育，尤其是非理工科专业学生的科学教育。韦曼使我很惊讶，他不是我想像中的教授模样，普通的半袖灰衬衫，休闲的米色裤子，再配一双运动鞋，使他看起来非常年轻，完全看不出他50岁的年龄，更像是一个四十来岁的普通教师。对话问：您很重视大众普及教育，在这方面您有什么观点和想法？答：总的看法是科学很重要，技术越来越重要，但若懂科学技术的人很少就是件悲惨的事了。某些技术产品，科学性地使用和破坏性地使用，结果是相反的。比如说美国某州立法禁止在公立学校里教授达尔文进化论，如果我们的科学教育好一些，就不会有这类事情发生。现在美国所有的大学生都要上物理课，但很多学生不喜欢，觉得太难。我觉得这种现象不该发生，物理并不难，而且是一门很有趣的学科，它解释了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一直想如何使物理变得更有趣，使学生更喜欢它，更容易理解它。问：您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来教普通物理课，不仅教非物理专业的学生，而且是非理科的学生，显然，这些学生将来不大会选择物理、甚至与物理相关的职业，您是否会觉得有些失望？答：我确实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而我以为正是这些学生才更需要物理知识和科学。当然，研读物理方面的学生已经选择了这个方向，教他们感觉固然好，但让那些不甚了解科学的学生学到基本的科学知识，让他们知道科学知识可以解释周围很多神秘的现象，作为老师来讲，我觉得这样更有意义。但我并无意一定要把他们拉到自然科学领域来。问：在能量最基态，所有原子都一动不动，为了得到这种状态，需将环境温度降到纳度范围，您可否通俗地解释一下纳度（10的十亿分之一度）这一概念？答：纳度是原子所感受的温度。在原子尺度上，温度是以原子的运动幅度来衡量的。原子在1纳度时几乎不动了，就像10亿个原子中只有一个原子还能动，其它的都不能动了。问：您此次获奖，在实际上实现了这个1纳度，您是如何实现的？答：主要分两步做，首先，用激光来束缚原子，将激光调到一定频率，它就会束缚原子的运动。这个过程如同一个在运动中的保龄球，你用很轻的乒乓球迎面打过来，它会使保龄球速度变慢一点点，若用很多很多乒乓球以合适角度打过来，最终会使很大的保龄球停下来。利用这个原理同样可使原子停下来，达到几微度。然后，把激光关掉，打开一个特定的磁场，这个磁砀可以像盘子一样把这些原子拢住，然后把磁场轻轻一转，动得快的原子就会被逐渐分离出去（类似一杯开水变冷的过程，动得快的水分子变成气体蒸发了，剩在杯子里的水就越来越凉了），温度越来越低，最后实现“玻色-爱因斯坦凝聚”，即原子一动不动的能量最基态。问：一般来说，当激光打到某种物体上时，物体通常会被烧掉，怎么会使温度变冷呢？答：是的，多数情况下，当激光打在某物体上时，激光能量被物体原子吸收，使物体温度越来越高，从而使物体被烧掉。但是，对某些特定原子来说，如果照射的激光频率合适，激光能量就不会被吸收，而是发生弹性碰撞，这种碰撞会使原子逐渐停下来，从而实现降低温度的目的。问：您什么时候开始对物理感兴趣的？答：我从小就对周围事物感兴趣，想知道它们为什么会这样。记得我13岁时，有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年轻老师，他使我对科学产生了极大兴趣，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如何向我们解释什么是原子、原子结构是怎么回事。在中学时，物理是我最喜欢的课程，同时，我对写作也很感兴趣。你看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的话，从写作成绩及数学成绩就可以很准确地判断他们的水平。我觉得作为一个科学家，这两样都很重要，通过写作把意识形象化，并且用语言准确地表达出来，这与物理关系密切。问：您觉得老师对学生兴趣的选择及发展有很大影响吗？答：也许有点怪，这个老师我记得很清楚，其他老师我并不觉得他们教得很好。我成长在美国西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林场里，当时那里只有一个很小的学校，所有年级的学生都在一个屋子里上课。但我有很强的求知欲，喜欢读书， 我觉得我的知识主要来自自学。老师对学生确实有很大影响，但对我自己来说，我有很强的独立性，我认定的事情，我自己就会去做。问：冒昧问一下，您上学时成绩一直都很好吗？答：不算差，但也从没有很好过，我更愿意把精力放在我感兴趣的事物上，这使我以后受益匪浅。问：您现在也有学生，如果他不听您的，也独立性很强，您怎么办？答：这个不好说，不过我会尊重他们的个性。问：如果您的学生做某事自认为是对的，而作为有经验的老师发现他是错的，您会硬把他拉过来吗？答：嗯，这个不好说，不过我不会强迫学生做或不做什么事的，我可能会以各种讨论的方式，让他自己感到他是错的，从而改过来。问：您获奖后，说话的分量重了，您打算如何运用您更大的影响来推进科学教育？答：总的来讲，美国的科学教育并不令人满意，做法仍很传统，只是让学生记忆新名词，利用固有的程式计算或解决问题，这种做法对学生理解与掌握科学的本质于事无补，我在努力改变这种现状。实际上，获奖前，我也一直致力于改变这种状况，获奖后，我希望能有更好的效果。问：您还在教课吗？答：我还在教课，过去许多年我一直在教课，我以后还会教下去，这是我的职责。问：您还想进一步做些什么事情，再拿一个诺贝尔奖？答：从历史上看很难，我拿一个诺贝尔奖就已经很高兴了。问：你们实验室的设备很贵吗？答：不太贵，5万至10万就够了。这件事的成功关键是想法及如何合理、科学地实现这个想法，而不是什么贵重的设备。问：您得奖后生活有了什么变化？答：变得更忙了。问：教授，听说，获奖那天您去上课，并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学生，您是怎么想的？答：我把教书看得更重要，他们是来向教授学知识的，并不是来听新闻的，我不想分散他们的精力，占用他们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