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5年11月20日东方卫视台《头脑风暴》栏目的“中外名校长谈教育”节目中，中国名校（上海中学）和英国名校（伊顿公学）的校长，面对亿万电视观众各自讲出了心中的“好学生”的三个标准，上海中学校长（唐盛昌）的“好学生”标准是：“人品好、素质高、潜能强”；伊顿公学校长（托尼李特）的“好学生”标准是“热情、有社会责任感、有恒心”。应该说，两位校长的“好学生”标准对于各自国家都具有普遍性，因为，上海中学和伊顿公学毕侍纤都是各自国家教育质量极高、教育成果卓著的数一数二的“名校”，它们分别被视为各自国家的“楷模”。上海中学近5年来，高考重点大学录取率稳定在95％以上（2003年在98％以上），其中被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四校录取的学生超过60％，报考国外名牌大学的录取率也在70％左右，外国学生报考北大的录取率超过85%；港澳台学生报考中国大学的录取率超过90%（2003年则达到100%）（见《上海中学网》2005年“走近上中•辉煌成就”栏目）；而伊顿公学素以“精英文化”、“绅士摇篮”闻名于世，毕业生有许多成为世界级的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和企业家等，如曾走出19位英国首相、诗人雪莱、经济学家凯恩斯，也是英国王子威廉和哈里的母校（见《东方卫视网》2005年“头脑风暴•中外名校长谈教育”栏目）；同时，由于学校教育的宗旨就是要尽量培养“好学生”，所以，“好学生”标准对于两校的校长来说必定是深思熟虑的，甚至是学校明确制订的。因此，我们不妨将这样的“好学生”标准看作是中英两国各自的中学教育的价值取向。 比较两国“好学生”标准，可以说，中国重虚，英国重实；中国重笼统，英国重具体；中国重完美，英国重关键；中国重道德约束，英国重个性自由；中国重人品修养，英国重社会责任。对于中国来说，“好学生”的第一条标准“人品好”基本上就是指个人伦理道德休养的境界，而修养的依据，在尚未建立现代伦理道德规范的今天，实际上仍然是我国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所以，判断一个中学生是否“人品好”常常依据的是一些通俗化、表面化的传统伦理道德说教，比如是否懂礼貌，是否尊敬老师家长，是否乐于助人，是否学雷锋做好事，是否“听话”，即是否是一个品行端正的“谦谦君子”。而对于现代文明来说，一个人更重要的是人格——现代人格——那种对生命的敬畏和热爱，对自由的崇尚和向往，对真善美的热爱和信念以及对假丑恶的憎恶和理性批判精神。而我们的带有浓重传统伦理道德色彩的“人品”教育，已经根本无法培养出学生的“现代人格”，因为它们的出发点和宗旨是不一样的，“传统人品”教育的指向是培养“谦谦君子”，而“现代人格”教育的指向是培养“自由之士”（富于自由精神的人）。比如，我们对于“尊敬师长”的教育偏执（反映一种传统伦理心态）常常是将“尊敬师长”变成了“服从师长”，以至于与师长发生争论或批评师长，就会被指责为“目无师长”甚至“大逆不道”，从而被认为“人品”不好。这种尚未摆脱中国封建“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传统人品”教育，谈缓怎么能培养出学生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理士多德语）的“现代人格”呢（“传统人品”教育只能培养出“亲其师，守其道”的“传统人格”）？因此，“人品好”作为“好学生”的第一条标准，实际上存在严重的“现代缺陷”（即在现代文明观念审视下的缺陷）。而“好学生”的第二条标准“素质高”，本来反映了近年来我国教育改革（推行素质教育）的一大趋向，但我们常常片面地理解了“素质教育”，以至于我们的所谓“素质”常常就是指“艺术素质”，而“艺术素质”又常常是指掌握某些艺术技能（比如会书法、绘画、舞蹈、钢琴、古筝、二胡、萨克斯等等）或掌握某些艺术知识，而不是指对于“美”的发现、欣赏和感悟能力（包括直觉能力），表现在“艺术教育”上常常是非常在意“会不会”某种艺术（技能和艺术知识），而不是去引导学生如何发现“美”、欣赏“美”和感悟“美”，以培养学生的“诗性”精神（气质和灵魂），而单纯艺术技艺教育是枯燥、乏味和难以坚持的，以至于培养出一个个“痛恨钢琴手仿”、“痛恨画笔”的所谓“高素质”学生。另外，就是将 “性格好”（常常认为活泼、开朗、爱表现、关系好等等就是“性格好”）、“身体好”、“成绩好”视为“素质高”，而实际上，对于一个学生来说，“性格好”对于人生的发展来说当然“好”（是有针对性的），但不具备那种“性格好”对于人生的发展来说就不一定“不好”（同样是有针对性的），因此，从“创造性”意义上讲，性格是不存在好坏的，关键是如何利用性格的优势。而将“身体好”、“成绩好”作为“素质高”而成为“好学生”的标准内容，更是没有道理，仿佛“身体不好”（如残疾）和“成绩不好”的学生就不是“好学生”，这不免有“等级歧视”的嫌疑。实际上，我们的所谓“素质教育”忽略了作为一个对社会进步具有“创造性”的现代人最重要的素质要求——“现代人格”和“持之以恒”的精神。而“潜能强”更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标准（大概应该包括德智体美等各个方面，它与“人品好”、“素质高”相互交叉重叠），仿佛我们的学校还要在学生的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上分出“好”与“坏”，而这真有可能把某些学生一棍子打死，因为一旦判定某位学生没有什么“潜能”，这个学生不仅不是“好学生”，而且他的未来都没有什么希望，这不是要让学生走上绝路吗？事实上，一个学生的“潜能”是很难、甚至根本无法衡量的，当爱因斯坦五岁还不怎么会说话，中学辍学，大学又自动退学，身体还一直不怎么好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衡量他日后成为二十世纪伟大的科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的“潜能”；而21岁即已患运动神经细胞病以至后来严重残疾的当今伟大的量子物理学家霍金，我们又如何衡量他在年轻时的“潜能”。因此，我们衡量“好学生”的三条标准对于现代教育（培养现代文明的人）来说，其观念的陈旧、内容的空洞、实施的可操作性差是显而易见的，表面上显得“高屋建瓴”（我们常常陶醉于这种不着边际的所谓“高屋建瓴”），实质上未离传统教育的窠臼。其近乎“无理”的“高标准”要求不利于大多数学生的生理、心理、精神的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