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一，打虚假感情牌。中部某省一名落马厅级领导干部在忏悔录中说：“一路走来，我的每一步都沐浴着党组织的阳光，我感恩这一切。亲爱的党啊！我辜负了组织的期望，损坏了组织形象，我已经违纪违法了，不管走到哪里，党永远是我心中的红太阳，一直照耀着我走到人生尽头。”“亲爱的党啊！山高水长总有源，树高千尺总有根，我本来自人民，我多么渴望早点回到人民当中去。”类似的话语，在各种忏悔录中并不少见。一名业内人士表示，落马官员在忏悔录中既空洞又虚假的表达，没有真正对自己违法乱纪行为进行反思，也无法起到警示作用。类型二，找客观理由。一些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会在忏悔录中找各种客观理由，为自己的不法行为开脱。有的党员干部称，社会风气和“潜规则”是自己违法乱纪的主要原因之一。有的党员干部将“交友不慎”作为重要因素，对内因却分析过少。浙江省宁波市一名落马局长在忏悔录中分析，交友不慎是他走上不归路的致命一击，自己交友时缺乏原则，让“狐朋狗友”把自己送上了绝路。一名落马厅级干部则将自己腐化堕落原因归于“受封建文化糟粕和西方腐朽生活方式影响严重”，为了解释这一原因，他在忏悔录中说自己“去西方国家的机会较多，出访过程中阅读了大量现当代西方主要性学专家的着作，浏览了大量成人网站，并参加成人话题的网聊，体验了他们的性文化，对他们开放的生活方式羡慕不已。”类型三，摆出身、讲贡献。有的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强调自己穷苦的出身，有的党员干部不断强调自己在行业领域的突出贡献，因为心理失衡导致“犯错”。一名地理测绘系统的厅级官员在忏悔录中说：“我把一个落后地区的测绘工作带到了全国前列，每年服务总值以2位数百分比增长，职工收入逐年增加，下属院领导绩效更是水涨船高……我心里有点失衡……”2八股文式忏悔录土壤何在长期身处某种话语体系里，习惯于“权力代办”，出门有公车，讲话稿有秘书……使得部分党员干部出现“低能现象”，养成了满嘴“套话”的话语习惯。一名纪检监察系统工作人员表示，接受组织审查期间，被审查人要学习党章党规党纪，对照理想信念宗旨进行深刻反省，然后写出忏悔和反思材料。部分党员干部因各种原因和心态问题，导致忏悔录中出现了大量“套话”。他们在忏悔录中自我剖析时几乎是同一个模式：没有加强对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没有加强学习和严格要求自己；没有把握党组织对自己的提醒和挽救。尽管这些原因的剖析都有道理，但许多党员干部对自身权力为何失去监督，为何没守住腐败防线等原因却谈得很少，有些人甚至完全没有分析。一是希望减轻罪罚。一名纪检监察系统工作人员分析认为，部分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将忏悔录当作“救命稻草”，在忏悔录里展现良好的认罪、悔罪态度，渴望争取司法机关减轻处罚的机会。正因为夹杂着这些功利因素，他们在忏悔录中表达的感情不够真实，出现了“雷人”语言或“套话”。有的落马官员甚至声称自己“不懂法”“法律意识淡薄”等，其真实目的是企图逃避党纪国法制裁。一位办案人员说，为了博取同情，美化形象，不少落马官员往往在忏悔录中花大量篇幅谈自己最初如何廉洁奉公。一所高校的原基建处长，在一篇仅千余字的忏悔录中，不惜以二三百字篇幅阐述自己当初如何“努力工作”、如何“拒绝他人钱物、吃请”。二是干部“低能现象”出现。长期身处某种话语体系里，习惯于“权力代办”,出门有公车，讲话稿有秘书……使得部分党员干部出现“低能现象”，养成了满嘴“套话”的话语习惯。因此，在忏悔录中，一些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不懂得如何表达自身的感受，而是按习惯性的话语体系进行表达，使人感觉像是说“官话”。3应避免忏悔“套路化”“真正的悔罪，应该从本人真实情况出发，从体制机制层面反思，帮助党和政府防范类似腐败现象。”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明确提出，要深刻剖析典型案件，忏悔录能公开的都要公开，充分发挥反面教材作用。然而，《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作为涉腐官员用惨痛教训换来的忏悔录，由于不少内容过于模式化、趋同化，导致其警示教育效果大打折扣。专家认为，忏悔录是对党员干部警示教育的重要载体之一，忏悔录频现官话套话的现象应尽力避免，要让忏悔录发挥最大警示教育的作用，最大限度实现忏悔的真实化、真诚化、深度化。“当前防腐拒腐的警示教育宣传中，文字材料、音像制品的忏悔录，都是非常重要的载体。忏悔录的内容和态度如果含有官话套话式的‘官僚气息’，则肯定无法起到让其他党员干部振聋发聩的作用，也就难以‘治病救人’。”一名纪检干部称。一些受访纪检干部认为，贪官忏悔录中总是出现千篇一律的表达，一方面暴露出其为抓住忏悔录这“最后一根稻草”的焦灼心态，并以此为遮羞布，掩饰腐化堕落后内心的不堪，为自己推脱罪责。另一方面，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由于不少“两面贪官”长期以来形成的行为模式的惯性使然，以至虽身陷囹圄仍不忘作秀表演，因而即使党纪国法严惩在即，落马官员在忏悔录中仍改不了说大话、套话、假话的习性。“这样的忏悔录，既无法让其他仍在位的党员领导干部灵魂受到触动、受到教育，反而让人觉得虚伪，甚至可能引发反感。”江西省犯罪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颜三忠说，“真正的悔罪，应该从本人真实情况出发，从体制机制层面反思，帮助党和政府防范类似腐败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