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逝世以后，国内外对他的一生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评价。 毛泽东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七大”预备会议上，在指出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及后来搞托陈取消派“反对我们”之后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份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①这个评价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公道的。 ① 《人民日报》1981年7月16日。 在其他许多人的评价中，多数的舆论都认为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在这些评价中，值得提出来的是他最亲近的三位托派理论家的说法： 郑超麟在《悼陈独秀同志》一文中说：“陈独秀同志能够从卢骚主义，进于雅各宾主义，进于马克思主义，进于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这个繁复而急剧的过程，完成于一个人的一生中，而且每个阶段的转变时候，这个人又居于主动的领导地位”。又说“从卢骚到罗伯斯庇尔和巴贝夫相隔半个世纪；从罗、巴诸人经过傅立叶到马克思也相隔半个世纪；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托洛茨基又相隔半个世纪。但欧洲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于半个世纪之间就可以过尽了……但中国这个发展缩在一个人之身，而且相隔不到几年……。”因此，陈独秀“不愧为法兰西十八世纪末叶的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的同志”，“不愧为俄罗斯二十世纪初叶的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的同志，不愧为列宁托洛茨基的同志，不愧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托洛茨基党的领袖……第四国际中国支部曾以中国这样一个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为领袖，是足可自豪的！”① 33年以后，即1975年12月，王文元在英国某大学历史系演讲时重复并进一步发挥了这些观点。他说：“先进国从启蒙运动的年代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年代一般要经过几百年(如英法)，不够先进的国家(如俄国)也经过了八、九十年，但是在落后的中国却仅是二十年，而且是反映在、甚至实现在一个人的身上。”“现代中国思想的跃进清晰地反映在陈独秀的身上。陈独秀一身结合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给陈独秀做一个总的评价。照我看来，陈独秀这个人，虽然政治上是失败的，理论上有局限，但是他不仅是现代中国最勇敢的思想家，而且是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家之一。”② 1979年陈独秀百岁诞哪棚槐辰时，另一个原和散托派“少数派”四大金刚之一、被海外誉为“研究陈独秀问题专家”的楼子春说：在中国近代史上要找到一个人，“以其一生遍历从卢骚到马克思的全部思想的变迁，那只有陈独秀。我们可以说，他是这个过程的一个最完整的代表人物。”③ ①《国际主义者》第3期。 ②双山讲述，方丈译：《陈独秀的生平和思想》，香港《新观察》第6期。 ③一丁(即楼子春)：《陈独秀先生百年祭》，香港 《观察家》第26、27期。 如何来看托派的这种评价呢？陈独秀有敏锐的政治观察力，一种思想形成后好走极端，而且固执己见，不为人所动。他甚至故意放纵自己这种思想方法，说：“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①结果，他有时确能发现常人不能发现的新问题，发表惊世骇俗的见解，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那样。但不少情况下，他荒谬绝伦，迷途而不知返，造成可悲的李友后果。正确与错误、伟大与渺小、喜剧与悲剧这样奇特地结合在一个人身上，是罕见的，这是造成人们对他的评价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的重要原因之一。郑超麟等人对陈独秀一生的评价明显反映出托派的偏见，如此拔高陈独秀，目的在于抬高他们托派自己，挟独秀以自重，历来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