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儒学案原文及翻译如下：
翻译：
从过去到现在关于理学方面的专著，前有周汝登的《圣学宗传》，近有孙奇逢的《理学宗传》。二书罗列各家学说很完备，但陶望龄在给焦竑的书信中说：“周汝登自己认为身居山麓江畔，见闻狭窄孤陋，曾经希望广泛搜集书面资料和口头资料，增补所遗漏的部分。
不敢就说这本书已经是定型的著作了。”况且各个理学家自己有自己的宗旨，而周汝登持守发挥禅宗学说，搅和金银铜铁铸成一器，这是周汝登本人的宗旨，不是各个理学家的宗旨啊。孙奇逢混杂收录，不做进一步的审察区分，书中评判注解所涉及的稿答地方。
不一定就抓住了各家学说的要领，而他的所见所闻也如同周汝登一样。研习者观看我这本书，然后会知道周汝登、孙奇逢两家的疏漏简略。大抵某个人的学说具有宗旨，是这个人独树一帜的地方，也是研习者研习这些学说得以入门的地方。
世界上的道理无穷无尽。如果不用一两个基本概念来限定，怎么能统括那些无穷的道理而使它掌握在我手中！所以宣讲个人学说却无宗旨，即使具有独到见解，也是一团没有头绪的乱丝呀。研习者不能抓住这些人学说的宗旨，即使阅读他的著作，也像张骞首次来到大夏。
摸不清月氏对西汉的真实意图。我这部《明儒学案》，区分各家学说的宗旨，像拿灯照影一样。杜牧曾说过：弹丸在方盘中滚动，横着滚、斜着滚、转着滚、直着滚，滚到哪里停住了，不能全部猜得到，但肯定可以知道的是，弹丸不能滚到方盘外面去。宗旨大概也像这样罢了。
我曾说过，明朝的文章和业绩，都赶不上前代。唯独在理学方面，都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细枝末节，全都辨别得清清楚楚，的确能阐发出先儒所未曾阐发出的东西。二程、朱熹排斥佛教，虽然说法很多，总是停留在表面上，对佛教中越貌似有理而越淆乱经义的那些理论。
终究还是指不出来。明儒却在最细微的地方，使佛教连逃遁的影子都没有了。陶望龄也指出过：“如果拿见解来说，当代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很大范围内有超过先儒的。”这与我的说法不谋而合。常常见到编辑先儒语录的人，只是汇聚摘抄好多条。
却不知道什么叫作取舍的标准和用意。先儒们一身的思想宗旨不曾经透露出来，怎么能够看出他们的学术总值呢？我这部《明儒学案》，全从先儒的全集中抽取要点、探求宗旨，未曾袭用前人的旧有专著。
儒家学者键兆慧做学问，和佛教禅宗五派一定要把本派分别上推到青源、南岳不同。孔夫子已经什么都学，周敦颐不靠传授就使理学肇兴，陆九渊没有师承也自成一家。然而在此过程中，从二程到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经过数百年之后。
还一直奉守本派创始人和集大成者所确立的宗旨。这决不是像佛教禅宗那样附会源流才罢休。因而我这部《明儒学案》，依据传授系统，分成各个学派。那些异学突起的人，以及不像异学突起者那样显光的人，统统列入诸儒学案。
做学问的原则是：以各个人独立探讨确有所得为真学问。凡属依傍或因袭他人，照样子画葫芦的，不是随大流的书呆子，就是抄缮经书的行业。我这部《明儒学案》所编列的，既有志向极端化的独立见解，也有完全相反的观点。
研习者对于他们的不同之处，正应当注意加以理会，所谓本原相同而分支各异呀！用水知水，哪里算得上是学问？胡大时跟随朱熹求猜租学，朱熹让他研读《孟子》。
有一天朱熹问胡大时：《孟子》中“至于心就偏偏没有相同之处吗？”这句话是指何而言？胡大时用“所见”二字解答。朱熹认为不对，并且批评他读书粗心大意，不认真思考。胡大时下来后苦苦思考，因而得了病，朱熹这才告诉他。古人对于求学的人。
不轻易传授点拨达到这种地步，大概是想让他自有所得呀。即便是佛教，也最忌讳道破真意了，一道破真意，人们就像拿光亮照黑影一样做游戏了。我这部《明儒学案》，不免内容庞杂凌乱，研习者读过后只是增加一些见识，不去研究原著，自有所得。
那么我反而因为这部书而对天下后世犯下罪过了。本书搜罗很广泛，但一个人所见所闻很有限，还有待于继续访求。
即便是我曾经看到而又遗失的，如朱布衣的《语录》、韩苑洛、南大吉、穆孔晖、范环诸人的文集，都不曾收采进来，海内肩负学术文化的传播的重任的人，别舍不得指教我。这不是后学我一个人所能完成的事情啊！
